我们面对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———死，没有人能否认它的必然性，而我们每个人的出生纯属偶然。自从柏拉图以来，许多西方哲学家都把死亡看做人生最重大的问题，而把想透死亡问题视为哲学最主要的使命。在他们眼里，哲学就是通过思考死而为死预作准备的活动。但作为死亡以外的另一个永恒命题———生命，令人们投入了多少智慧穷究它的实质，为此人生演绎出生命力的价值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答案，它的题意无疑在于我们怎样看待自己的人生和怎样与同类共同生存。
在我们生活的周围，经常会碰到这样一些琐碎的日常小事，也往往会引起某种感想。骑自行车上下班，当你在路途中发现车胎漏气时，便把目光扫到马路边寻找那些衣衫不整的打气者，你付出了两角钱，他为车胎充足了气，你可重新骑车上路了。也许你没有一点思考，甚至对这种人不屑一顾，还嫌两角钱花得冤枉。然而当有一天你从报纸上看到关于打劫报道，与同事议论纷纷时，你的思想一下子转到一件小事上，脱口冒出一句：“打劫犯想不劳而获太卑鄙了，还不如马路上那些打气的。”心里生起一种对普通劳动者的尊敬，他们靠诚实劳动生存，其生命是有价值的。
来到广东后，这些年由于环境和生活的变迁，我较多思考人生这个话题。听说广东人视本域为南方，除广东省外一律称为北方。初听我觉得广东有种朝南坐北的心态和凝聚力，同时似有一鳞半爪的排外的嫌疑。然而，当我从上海屋簷下走出，暂栖岭南一城，我油然触控到这方热土绝不排外，正如《管子》云：海不辞水，故能成其大；山不辞土石，故能成其高；明主不厌人，故能成其众。南方不愧是大手笔啊！
所以，那么多内地人南下寻梦，想成为大手笔的一点一横，堂堂正正做人，多赚些钱富起来，总归是好事。于是，内地人与当地人成了一条道上的两辆马车，一条河里的两股流水，不分彼此，百味人生，寻找生命的光彩。
几年下来，在广东文化或叫南方文化中，如同马拉松赛跑逐渐分出了高低，显露了文明和粗野。为此，在商业社会紊乱而有序的转型时期，渐生出大款与穷困、理想与无奈的各种人生心态。
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款外人，虽“下海”了，也不过是想换一种角度看人生，透析自己心灵的承受力。始终在文人与商人的生存轨迹中徘徊，给编辑寄稿连“望稿酬能够从优”字样都不写的，更磨不快生意场上那把无形的刀，将来能否大款起来也是很难预想的。但是，有一类大款当著也是没劲的。比如赈灾一分钱都不愿捐，却愿花15000元讨个小姐的香吻；看电影时大哥大响了就目中无人接听讲话，管你能否听见台词；女人一天换一个；驾车途中偶遇陌生病人请求搭车帮忙送医院，装作没看见，猛踩油门而去；谈判桌上稍不如意菸头往地毯上掷，不考虑可能会引起一场大火……这种大款不当也罢。
纵然大款有儒雅和粗俗之分，中国人穷怕了，大家都富起来，是当今社会和时代所提倡的。穷困毕竟不是好事，有几个暴发而又粗俗的大款并不十分可怕，可怕的倒是穷困得只剩下钱的那种思想。
有句老话说金钱是万恶之首，想必是看不起钱的知识分子所创，害死不少年轻人。外国人也摇头说，如果一个人追求金钱，他就是发钱疯；如果他把钱存下了，他就是压榨穷人的资本家；如果他把钱花了，就是花花公子；如果他没有钱，他就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废人；如果他不想要钱，他就是缺乏野心；如果把他一生所得辛辛苦苦地积存下来，人家就会说他是一个不懂得享受人生的傻瓜。不过，事实并非如此，金钱的价值越来越大了，在有些人眼里，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都可以用钱去买。但我还是认为有一个例外，那就是穷困，没有人能够花钱去买穷困。
大款或者款外人，大可不必笑傲与孤苦，我们的人生应该是双重性的，给个说法抑或叫个新词：储蓄人生，至少就有两种———金钱上的和精神上的。前者再多，也不过是在银行存折上多几个零；要是不懂得在精神上储蓄，如学识教养、社会公德、人格信仰、尊重他人、良心和责任感等等，那么，到了老年一个人坐在轮椅上，除了钱以外，什么值得回忆的事都没有，这不叫真正的穷困还叫什么？！
在金钱百般错落无序的岁月里，别偏差了你的人生座标。储蓄人生吧，在生命的“银行”里，一定能兑现闪光的东西。因为最终一个人的价值，需要看所表现出的生命力的意义，而一个民族的价值座标，更需要看它倡导一种怎样的生命力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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